在中国儒家文明的源头，虞舜始终是圣王精神的完美化身。孔子以“祖述尧舜”为立学根基，孟子更将舜奉为“人伦之极”。两位先哲透过历史烟云，在“禅让制”的余晖与“孝治天下”的伦理中，塑造出一个兼具德性光辉与现实血肉的圣王形象。

一、孔子的德治蓝图：垂拱而治的圣王典范

《论语》中孔子对舜的评价，始终聚焦于“德”与“治”的完美统一。

当子张问“十世可知”时，孔子以“殷因于夏礼，周因于殷礼”的历史脉络为引，最终落笔于“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”的永恒规律。这种历史观的深层逻辑，正源自他对舜政治智慧的解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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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卫灵公》篇中“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”的赞叹，绝非老庄式的出世哲学，而是对德治境界的形象诠释。《史记》记载舜“流共工于幽陵，放驩兜于崇山，迁三苗于三危，殛鲧于羽山”，看似雷霆手段的背后，实则是“举八元八恺”的用人之道。孔子所见的“垂拱”，恰是舜构建的德政体系：以皋陶掌刑狱、伯夷主礼仪、禹平水土的精细分工，形成“群贤毕至而天子从容”的治理格局。

这种政治智慧在《泰伯》篇中得到更生动的阐释：“巍巍乎，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。”孔子特意将舜禹并提，实则强调圣王治世的本质——“权力不是私器，而是天下公器”的具象化。

正如《史记》载舜“命十二牧论帝德”，定期听取四方诸侯的批评建议，这种“辟四门，明通四方耳目”的举措，恰是孔子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”理念的历史原型。

二、孟子的伦理重构：孝治天下的精神图腾

相较于孔子对政治哲学的抽象提炼，孟子对舜的阐释更着重于伦理人格的塑造。

《离娄》篇中“舜明于庶物，察于人伦”的论断，将圣王形象从庙堂拉入烟火人间。在孟子构建的伦理体系中，舜既是“不得乎亲，不可以为人”的孝子典范，又是“圣人之忧民如此”的仁君楷模。

《万章》篇记载弟子质疑“舜至孝而父顽母嚚”的矛盾时，孟子以“终身慕父母”的伦理超越性，完成了对世俗伦理的哲学突围。这种思想投射在《史记》的史实中，便有了舜“和五教于四方”的具体实践——当他在历山耕作、雷泽捕鱼时，以自身德行感化周边百姓“皆让畔”“皆让居”，正是孟子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思想的历史先声。

孟子对舜政治合法性的阐释更具革命性。《万章》篇通过“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”的著名论断，将禅让制升华为天命与民意交融的政治哲学。这种思想在《史记》的记载中找到根基：舜接受尧的禅让前，历经“使舜入山林川泽，暴风雷雨，舜行不迷”的考验，又通过“摄行天子政，巡狩八方”获得诸侯拥戴。

孟子刻意强化舜“发于畎亩之中”的平民特质，实则是为其“民贵君轻”思想树立历史标杆。当他说“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”时，已在圣王传说中注入了鲜明的民本主义基因。

三、德性照耀的永恒坐标

在孔孟的思想光谱中，舜既是具体的历史人物，更是精神符号的永恒载体。

孔子从舜的治国实践中提炼出“为政以德”的永恒法则，孟子则在舜的伦理困境里发掘出“人性本善”的哲学基石。《史记》载舜晚年南巡崩于苍梧，二妃泣血染竹的传说，恰似儒家精神的血脉隐喻——那些斑斑泪痕，既是圣王消逝的挽歌，更是德性文明永续传承的印记。

惠生说：用心体会圣人树立榜样之苦心

当后世儒者诵读“孟子道性善，言必称尧舜”时，实则是在重温一个文明的原初理想：圣王不必有惊天动地的功业，但必须闪耀人性的至善光芒；治国不必倚仗严刑峻法，而应构建“恭己正南面”的德治秩序。这种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，使得舜的形象永远定格在“德性照耀人间”的理想维度，成为中华文明最温暖的精神原乡。

当人心浮躁，德育不再，各种诋毁古圣先贤的论调喧嚣人间，请各位看一看自己，尤其是看一看你正在养育、正在教诲、正为他（她）操碎了心的你的孩子，再不明白圣人树立榜样的良苦用心，下一代，还有再下一代的孩子们，还有救吗？

发布于：河北省